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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复旦，但更爱延大”，是包永新教授六十年前说的话。过了几年，他又说，“我决心在延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幸读到这段令人感慨万千的话，要感谢一份旧报纸，1965年12月28日的上海《新民晚报》。包永新在这份报纸的远方来信栏目，向家乡上海的人们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六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8年5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了新华社消息《革命圣地延安正在筹建一所新型大学，今年暑期开始招生》。这一消息被认为是拉开了延安大学恢复重建的序幕。

这一年，从繁华的上海滩来到几近荒芜的杨家岭的一共有四个青年人，除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永长、熊道统、唐有恒之外，还有就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包永新。

1958年的中秋节，延安飘起了雪花，这令祖籍江苏常州的包永新感到莫名的惊诧，他第一次在中秋节为衣单被薄感到忐忑不安，但是他并没有懊悔和退缩，反倒在延安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读包永新教授53年前的这封信，体味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感念延安大学恢复重建六十年来的奋进历程。

××同志:

我自一九五八年在复旦大学毕业以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已有七年了。
延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当年，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培育出无数坚强的革命战士。今天，它依然是革命青年锻炼成长的好地方。来延安参观访问过的人，无一不被延安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

1960年代初的延安城

确实，延安不愧为革命圣地，当你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种过的菜地旁边漫步的时候，当你在三五九旅开过荒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当你倾听红军老战士讲述当年那种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经历的时候，当你和延安人民同心协力治山治川改造自然面貌的时候，你总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激情，强烈的感受到延安作风的熏育。

1960年代，延安大学师生在杨家岭劳动

延安的生活，比起上海来，固然要艰苦一些，但实际上并不相差多少。有些人总认为北方苦的不得了，“吃的是玉米高粱，住的是窑洞草房”；“整天风沙扑面，气候一日三变”。其实，北方固然有不如南方的一面，但又何尝没有优越于南方的一面？对一个要求革命和愿意革命的青年来说，即使生活艰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恢复重建初期延安大学露天食堂

记得一九五八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延安大学正当草创阶段。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没有食堂，没有教室；学生不安心，教师没经验，怎么办？是遇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我们坚定的选择了后者。在校党委“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号召下，没有教室，院子当课堂；没有老教师，几个年轻人合伙上课。终于，困难一个又一个的被克服了。

1960年代初，延安大学师生参加建设理化楼劳动

仅仅过了短短的七年，大楼一座接着一座的建成了，图书仪器一批又一批的增加了，我们亲手栽的松柏，已经浓荫覆盖，我们亲手种的桃杏，已经果实累累；我们的学生，也已经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我们走遍陕北的每一个县，几乎都有人会尊敬的叫我们一声老师。同志，你能说这不是幸福吗？

   1960年，郭沫若来延安大学视察，左四包永新，左五郭沫若

七年来，我由衷的爱上了这个刚刚诞生的，尽管一切都还简陋却有着无限发展前途的陕北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我下定了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决心。当然，作为一个在外地的上海人，对故乡的一切总是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的。上海人民的每一项新成就、新创造，都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老画报中的上海外滩

万吨水压机诞生了，我们欢呼；断肢再植成功了，我们高兴；甚至上海体育健儿在全运会中取得了出色成就，我们也分享了快乐。这一切成了激励我们更快地前进的力量。

七年前的今天，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访问我时，我曾说：“我爱复旦，但更爱延大。”现在，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我决心红在延安，专在延安。在延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力争做出出色的成绩，向祖国人民汇报，向故乡人民汇报。

愿你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携手并进！

延安大学包永新，自延安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