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永新先生的名字是和我的母校延安大学紧密相连的。包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自愿报名来大西北支援祖国建设，被分配到了既没宿舍又没教室，一切都在草创恢复中的延安大学任教，且表示要扎根一辈子。此后数十年间，许多后来者都陆续调走了，包先生仍然坚守在延大教学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这才告老还乡。他这一生只做一件事情的经历本身，就具有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我们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当我们入校的时候，包先生已年近半百，但他仍然矢志不移、精神焕发，默默无闻地躬耕于偏远陕北的高等教育园地，以自己品学兼优的身体力行教书育人，依然步履坚实地践行着自己“扎根圣地一辈子的”庄严承诺。他在我们历届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值得终生敬仰的德高望重的良师标杆与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人生楷模。

那日得知先生在老家南京辞世，夜深难眠，思前想后，吟诗祭曰：“勤恳躬耕播春风，喜迎秋祺漫山红。何须天下皆知君，黄天厚土一园丁。”

“我爱复旦，我更爱延大”，这是包先生时常讲的一句话。包先生不仅是延大的自豪，也是复旦大学的骄傲。我作为延大中文系学生，能在包永新等当时一批品高德厚的老先生教导下完成学业，倍感幸运之至。如今，敬爱的包先生去了，我心情格外沉重。感觉自己心灵的天空中，又陨落了一颗明星，又仙去了一位值得敬重的可爱的先生。光阴荏苒，岁月无情，在包先生仙逝之前的十余年间，延大陆续走了好几位值得敬重的老先生。早先是教古典文学的高振忠先生走了，此后教古汉语语法修辞的赵步杰先生走了，教写作课的冯力平先生走了，教古典戏曲的宋靖宗先生走了。尽管也都享年高寿，堪称寿终正寝，但是每位老师的离世，都是教育的巨大损失，都使我辈后生倍感失落伤感。想到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又短暂，一个人一件好事还没完成好，就得无奈地拉幕收场了。这些一生教书育人的老先生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事情都可能在时光流水的淘洗中淡忘，唯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好老师，这些影响了你的精神世界与人生方向的人们很难忘怀，且随着岁月流淌而日愈清晰。大学时期包永新先生即是这样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延大中文系学习四年，最大的偏得就是遇到他们这些饱学敬业的先生。包永新先生是教文艺理论的，讲课写文章和言谈举止的主要特点是实事求是、认真严谨。这在“文革”刚刚结束，“造反”遗风犹存，学术领域浅薄愚妄世风未曾杜绝的情况之下，包先生虚怀渊博与严谨治学的师品风范更显难能可贵。

无论冬夏，先生来上课，总是穿着可体整洁的浅色中式衣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走路的姿势和面部表情永远严肃而温和谦恭。给人的印象，格外的庄严凝重、热忱谨慎。这是典型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子的精神风范，也无需以褒贬的眼光来审视。他们经历过“反右斗争”和“文革”洗礼，懂得处理学者自由思想与个人管理言行之间的分寸与辩证关系。不谦卑也不狂妄，不自轻也不自大。即懂得一滴水与大海的关系，更懂得个人脱离了群体的严重后果……总之，他们是极为特殊的一代，生在旧中国，成长于红旗下，知道黑暗为光明之别，懂得牺牲奉献，更懂得小我服从大我的道理且能够身体力行。他们的思想活动和创造力或许难免受到某种时代影响或局限，但是他们的克己奉公与刻苦钻研品格却成就了精神高尚与灵魂的干净。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貌似讷言敏行，其实更是“我将无我”的更高境界与新君子风度。这种为人师表的“身教”，对我们的影响，应当说远远超越了知识的传授与言传之重。的确，先生讲文艺理论，分析作家作品，阐述理论观点等等，精彩讲课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的认真严谨、言之有据与一丝不苟、洁身自好的治学态度与自我修为至今清晰铭刻在记忆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使我在任何环境、任何世风之下，都保持和把握住读书人的是非底线与为人处世及治学的定力。

说实话，同大多数学生一样，我本人在校，并非是言听计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因此从来没被评上过“三好”。我也说不明白，在包先生眼中，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我对包先生敬重，喜欢先生的道德文章。因此课余时间喜欢与好友结伴到先生屋里请教。那时先生的家即办公室就是一孔石窑洞。家里除办公桌书橱和简单家具外，几乎一无余物。记得先生每次都要用糖果清茶招待我们。谈话多数围绕教学内容，也包括当时的文艺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新人新作。先生言谈总是旁征博引，论证严密，不偏不倚，结论令人信服。那时他还时常应邀参加陕西省作协的一些专业会议，对胡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和魏钢焰等，包括后起之秀陈忠实等人的创作很熟悉。有时也涉及到全国文学界的动态和思潮。交谈中，包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坐在桌前的木椅上，精神饱满，态度积极认真、情绪却始终冷静。平时不苟言笑的他，这时会显得十分博闻健谈。他对于外国文学也十分了解，言谈中可见对南美作家的创作尤为熟悉和关注。但是无论讲什么流派，先生所主张的文学创作基本态度和原则，还是遵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说这同马恩列斯文论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文艺简单地“政治化”，特别是人为设置“高、大、全”和公式化，概念化以及设置“爱情禁区”等当时是非曲直还不甚明了的问题持明确否定态度。这些对于我学习创作都是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印象深刻的是，包先生在《延河》《延安文学》还有学生油印刊物《原草》上看了我写的几篇习作，在给予热心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并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当我离开学校多年之后，包先生一直关注我的文学创作，并就我的小说创作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延安文学》上，使我深受鼓舞。

包先生1932年生人，年近九旬辞世。回忆往事，倍感亲切，仿佛先生犹在面前，像在那冬日阳光温暖的石窑洞里，倾听先生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如承甘露。我言“先生千古”，实乃发自肺腑。包先生学生众多，几乎遍及全国。他一生著述甚丰，是不朽的一份文化积淀。

2021年2月20日于北京

作者：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